摘要: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通过综合应用数字技术，掌握数字化能力，构建智慧教育生态和数字治理体系的过程。为比较国内外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特征，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CNKI数据库为数据源，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围绕文献作者、机构、关键词等信息进行聚类分析。研究发现：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国内发文量自2022年迅速上升，发文最多的机构是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国外发文量最高的国家是西班牙，最多的机构是墨西哥蒙特雷技术与高等教育学院。国外的研究热点主要侧重高等教育体系，呈现相对稳定的演进趋势；国内更关注职业教育，并逐步衍生出部分新的研究主题。国内存在主要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急需标准规范体系引领，数字化技术与教育教学缺乏深度融合，教育评估与监测缺少成熟度评估规范。

关键词: 教育数字化转型  CiteSpace  知识图谱  比较分析  研究热点 

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第一阶段是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可以分为技术参与教育、技术变革教育和技术优化教育等三个阶段。第二阶段是教育信息化2.0时代，以“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数字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标志，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为指导，以推进智慧教育、全民终身学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为重点，以实现全要素、全业务、全领域和全流程的数字化转型为目标。2022年，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开启，进入了教育信息化3.0的时代，以适应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具有数字能力和新型能力的人才为核心，以构建包容、公平、绿色、高质量和可持续的智慧教育体系为愿景，以形成多部门协同机制为保障^[1]。

2020年是“两个一百年”、“十四五”规划等重要时期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历史交汇点。十九届五中全会于2020年10月底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强调了“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我国最早的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文献是2011年发表的关于教育图书出版的数字化转型的研究^[2],此后到2019年，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研究都局限在出版方面的数字化转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超大规模的在线教学实践既催化了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也促进了国内学者对教育教学方面数字化转型的思考，研究成果与国外相比呈急速增加的趋势，但是缺少比较分析国内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沿、热点以及发展演化趋势，也鲜有研究分析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基于2000年以后国内外发表的教育教学方面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研究成果，通过CiteSpace软件对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CNKI数据库为数据源的中文核心期刊中收录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呈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知识图谱，从多个方面对国内外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对比分析，为国内研究者提供借鉴。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选取国内外在教育领域内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CNKI数据库为数据源。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分别以“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education or educational or teach or teaching or learn or learning”为主题词进行检索；CNKI数据库选定北大核心、CSSCI和CSCD期刊的文献，分别以“数字化转型”AND“教育”或“教学”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将文献检索时间范围设置在2020—2023年，删除重复文献、会议报告、通讯等文献，数据截止日期为2023年6月30日，检索结果为Web of Science文献132篇、CNKI文献342篇。

(二)研究工具与方法

采用CiteSpace 6.2.R4作为信息可视化软件，该软件由陈超美教授及其团队基于Java语言开发，能够将导入的文件数据转化为可视化图谱，挖掘数据之间的特征和规律，分析其中共现、聚类关系，从而分析国内外教育领域中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3]。

首先，对研究文献进行时空分析，不仅能够了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走向和发展趋势，也能够发现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科研产出较多、学术水平较高的主要国家和机构；其次，对发文作者进行共现分析，发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的高影响力学者以及重要思想和理论；再次，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和时间线聚类分析，形成可视化知识图谱，进而揭示2020年以来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演进趋势；最后，在比较视域下分析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问题。

二、研究结果

(一) 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的年度发文量

通过整理检索结果，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近4年来发文数量统计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中看出，虽然2023年的发文情况仅统计到该年度6月30日，其中，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的发文数量呈急速上升趋势，从2020年至2021年发文每年10～20篇，到2022年发文数量增加至2021年的7倍，2023年前半年发文数量为2021年的10倍，达到185篇。国外发文数量2020—2022年呈稳步增长趋势，2023年前半年的数据还不能看出当年的发文趋势变化。

图1国内外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年度发文数量分布图

(二) 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的发文国家分布

采用CiteSpace软件，将节点类型选为国家(Country),设置时间分割(Time Splice)为1,时间为从2020年到2023年6月30日，获得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WOS收录论文发文数量的国家分布图(见图2)。从图2中的节点数看出，共有58个国家进行了该领域的研究，其中，发文总量最高的国家是西班牙(29篇),其次是德国(12篇)和中国(11篇)。除了西班牙的发文数量是第二名的2.4倍，其他排名相近的国家发文数量相差最多2篇，说明西班牙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文数量不相上下，已达到先进水平。

图2发文国家分布图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的发文机构分布及合作情况

采用CiteSpace软件，将节点类型选为机构(Institute),其余设置不变，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国外WOS收录论文发文数量最多的机构是位于墨西哥的蒙特雷技术与高等教育学院(Tecnologico de Monterrey),共发表5篇论文，占统计时间范围内墨西哥全国的发文数量的5/6。该学院与其他国外机构之间连线较多，存在广泛的合作交流。发文数量排名第二的机构分别是匈牙利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Budapes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Economics)、匈牙利埃斯特尔哈兹大学(Eszterhazy Karoly Catholic University)、德国的弗赖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和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University of Salamanca),均发表3篇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大连工业大学等国内教育机构均发表1篇论文。国内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发文数量最多的机构是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发文17篇。排名紧随其后的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分别发表15篇和12篇。华东师范大学的总体发文数量达到63篇，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最多(见下页图3)。

图3国内外发文机构共现图谱

(四)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的高产作者

进一步通过分析发文作者，了解从事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的主体。采用CiteSpace软件，将节点类型选为作者(Author),其余设置不变，运行软件后获得发文作者共现图谱。国外WOS收录论文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均来自墨西哥蒙特雷理工大学未来教育学院，其中，Jose Escamilla是该学院的副所长，María Soledad Ramírez-Montoya是该学院的教授，而Kingsley Okoye和Samira Hosseini都是该学院的博士，这4位作者合作发文2篇。国内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的发文数量排名前3的作者均来华东师范大学：排名第一的是来自开放教育学院的祝智庭教授，共发表论文21篇；排名第二的是来自教育学部的胡姣博士，发表论文9篇；排名第三的是来自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的吴永和研究员，发表论文8篇(见下页图4)。从上述分析结果能够看出，上述两家教育机构中来自教育领域和信息技术领域的融合团队分别引领了国内外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

图4国内外作者共现图谱

(五) 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为分析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采用CiteSpace软件，设置节点类型为网络节点(Keyword),其余设置不变，运行软件后获得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5所示。在国际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热点中，被引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digital transformation (数字化转型)”,随后分别是“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students (学生)”“university (大学)”“technology (技术)”“model (模型)”“performance (绩效)”等，说明教育数字化转型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围绕技术、模型和绩效等研究较为广泛。统计被引频次大于3次的关键词并进行中心度统计。中心度大于0.27且排名靠前的关键词分别是“science (科学)”“transformation (转化)”“digital technologies (数字化技术)”,对其他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起控制作用，说明以数字化技术为首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形式的转化密切相关。

在国内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热点中，被引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职业教育”,其次被引频次在10次以上的分别是“数字化”“高等教育”“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数字素养”,与国际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更多关注高等教育不同，国内主要侧重职业教育，通过数字化转型重塑职业教育的新生态。通过整理被引频次大于3次且中心度大于0.3的关键词分别是“职业教育”“数字化”“人工智能”“教育变革”“教育公平”“信息技术”,反映出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赋能教育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又实现了教育优质资源共享，促进了教育公平(见图5)。

图5国内外关键词共现图谱

(六)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的演进趋势

在研究热点分析的基础上，采用CiteSpace软件，将Visualizations设定为“Timeline View”,形成研究热点分布时间线聚类图，反映国内外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近4年的核心主题演进趋势。如下页图6所示，自2020年，国外在“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领域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研究热点，与“online education(在线教育)”和“digital learning(数字化学习)”相关的主题研究自2020年至今，从模型建立、生态完善、培训实施到绩效分析，呈现相对稳定的演进趋势。此外，与“motivation(动机)”和“soft skill(软件技能)”相关的主题在2021—2022年受到关注。

国内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自2020年不仅关注高等教育，也关注以高职院校为首的职业教育。从2021年起，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教育出版等数字化教育支撑如何更好地融合运用于教育教学研究成为新热点(见图6)。

图6国内外关键词时间线聚类图谱

三、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CNKI数据库收录的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中近4年来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的相关文献，借助可视化工具CiteSpace 6.2.R4,从发文年度、国家分布、发文机构分布及合作情况、发文作者及关键词等角度展开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发文数量国内急速上升，国外稳步增长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教育领域对于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日益增加。数字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被认为是提升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和创新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国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教育部于2020年印发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了教育信息化2.0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组织实施，其中包括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变革和创新。教育部等六部门于2021年印发了《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其中包括加快构建新一代数字教育平台及内容，提升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水平，加强数据治理和安全保障。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于2021年印发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其中包括加强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和应用，培养具有数字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以上政策增加了数字化转型在中国教育领域的重要性，吸引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教育领域，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出版物数量近年来显著增加。CNKI数据库收录的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的发表量自2022年起呈急剧上升趋势，2023年仅上半年的发文数量就达到2021年的十倍。在国际上，自2020年疫情对教育和培训机构形成冲击后，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发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爱尔兰于2022年4月发布《学校数字化战略2027》,全世界的教育体系正在通力合作，快速推进数字教育转型^[4]。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收录期刊发文量在2020年至2022年间呈稳定增长趋势。

(二)西班牙发文数量领先，中国与德、美等国不相上下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西班牙的出版物数量最多，其次是德国和中国。西班牙政府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视程度较高，制定了《西班牙数字2026》以及“恢复、转型与复苏计划”“Uni数字计划”等支持政策和计划；投入了近百亿欧元的资金和大量的资源，加强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建设，开发了自己的软件和平台，包括数字教科书、在线课程、虚拟实验室等；加强了数字技能和科学技能的培训，提高了教师和学生的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与欧洲其他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和交流，分享了数字化教育的经验和成果，推动了教育国际化。中国的出版数量与德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其原因除了得益于政府支持和投资，还包含来自技术基础设施和人才储备、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机构分布和合作。通过打破教育空间与教育资源之间的壁垒，通过教育技术变革实现教育领域的融合联通式发展，有助于创建教育新生态^[5]。

(三) 国内外高产机构分别为墨西哥蒙特雷技术与高等教育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

在发文的国际机构中，墨西哥蒙特雷技术与高等教育学院出版物数量最多，该机构既是墨西哥最大的私立高等教育学府，也是拉丁美洲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创新机构之一。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蒙特雷技术与高等教育学院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教育数字化的整体规划和框架、教育数字化的实施路径和方法、教育数字化的影响评估和质量保证、教育数字化的创新实践和案例分析等方面。该机构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拥有丰富的专长和创新实践成果。建立了如TEC Digital、TEC Learn、TEC Online等教育数字化平台和服务，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和资源；推行了如混合式学习(Hybrid Learning)、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自主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等教育数字化模式和方法，为学习者提供了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以及沉浸式和智能化的学习体验；举办了如TEC EDU Challenge、TEC EDU Hackathon、TEC EDU Awards等教育数字化活动和竞赛，为学习者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机会。蒙特雷技术与高等教育学院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与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进行了合作和交流，既参与了欧盟委员会的《欧洲高等教育区2020年白皮书》《欧洲高等教育区2020年白皮书》《欧洲高等教育区2020年白皮书》等多个项目和活动，也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多个项目和活动还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如国际电信联盟、拉美开放在线课程联盟等。

在国内机构中，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的发文数量最多，其次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育学院是我国最早从事远程开放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高校之一，拥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和合作团队，具有较强的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优势，研究成果涵盖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目标、原则、路径、策略、困难、破局、支撑、突破点等多个方面，展示了该学院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探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是我国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教育科研机构之一，拥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全面而系统的视角和方法。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具特色和优势的综合性教育学科群之一，具有较强的民族教育和心理教育研究基础，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多元而创新的思路和实践。

(四)国内外高产作者分析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国外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均来自墨西哥蒙特雷理工大学未来教育学院。Jose Escamilla是该学院的副所长，是教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的专家和领导者，曾在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担任要职，如欧盟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美开放在线课程联盟等，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方法。María Soledad Ramírez-Montoya是教育创新和开放教育的专家和学者，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书籍，包括《转型与数字素养：系统文献映射》《拉丁美洲的教育：迈向大学的数字化转型》等。其研究主要关注教育创新和开放教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的评估模型和指标体系。

在国内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中，华东师范大学的作者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的数量最多，其中，开放教育学院的祝智庭教授发表论文最多。作为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的专家和领导者，祝智庭教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远程开放教育委员会、亚太远程开放教育联盟等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担任要职，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成果，为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五) 研究热点国外关注高等教育，国内侧重职业教育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国际研究中，排名靠前的关键词包括数字化转型、高等教育、学生、技术、模型和绩效等。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人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关注高等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功能、重构师生关系、分配数字资源、优化数字关系、规范技术伦理匹配教育等，对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学习体验和学习成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6]。学生是教育的核心对象，他们的学习成果和学习体验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考量。关注学生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学习行为、学习成效和学习动机，有助于探讨数字化教育如何更好地提高学生的数字学习技能和数字素养，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使学生的认知方式与现代数字技术有机结合^[7]。教育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技术支持和应用。研究数字化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和影响，有助于促进教学效率、学习创新和资源共享。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建立有效的教育模型和教学设计，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学习需求和教学目标。关注教育模型的设计和实践，有助于构建适合数字化环境的教育模式，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体验。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评估其绩效和效果，包括教学效果、学习成果、教师专业发展等。关注数字化转型的绩效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有助于了解数字化转型的成果和价值，为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8]。从研究热点的演进趋势分析来看，高等教育、在线教育、数字化学习等主题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从2020年至今呈稳定演进趋势。

在国内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中，关键词排名靠前的包括职业教育、数字化、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数字素养等。职业教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培养高素质技术人才、满足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具有实践性、应用性、开放性等特点，更适合利用数字化技术和资源进行教学改革和创新。国内近年来在职业教育数字化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建设了国家级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等。这些成果不仅为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为其他类型的教育提供了借鉴和示范^[9]。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演进趋势，除了稳定关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自2021年起，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教育出版等数字化教育支撑也成为新热点。

四、我国比较视域下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问题及分析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指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领域的各个维度，包括教学、基础设施、课程、行政、研究、业务流程、人力资源、推广、数字化转型治理等，推动教育组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转变教学模式、组织架构、教学评估与监测等全方位的变革^[10]。数字化转型的内核是技术推动，技术是“数字化”概念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综合以上国内外教育数字化转型多个方面的对比分析，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基础设施建设急需标准规范体系引领

推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牵引。教育部2021年7月印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2022年2月发布的《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提出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加大了对数字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着力打造包括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六个方向的数字化技术立体支撑体系。一是信息网络基建，通过建设教育专网并升级校园网络，畅连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间的教育网络，提供高速、便捷、绿色、安全的网络服务；二是平台体系基建，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平台融合发展，构建互联互通、应用齐备、协同服务的“互联网+教育”大平台；三是数字资源基建，依托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数字资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供给模式，提高供给质量；四是智慧校园基建，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利用信息技术升级教学设施、科研设施和公共设施，促进学校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一体化建设；五是创新应用基建，依托“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创新教学、评价、研训和管理等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六是可信安全基建，有效感知网络安全威胁，过滤网络不良信息，提升信息化供应链水平，强化在线教育监管，保障广大师生的切身利益。对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租用拥有大型云计算中心的互联网企业的相关技术、软件系统和基础设施，简化教育信息化建设，探索轻装化建设路径，形成“云、网、端、台”一体化规划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11]。虚拟化、低代码、生态化是教育信息化轻装建设的三种有效途径^[12]。

目前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没有采用标准化思维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存在“重硬件投入、重短期应用效果，轻后期运维更新、轻多平台系统兼容和轻系统规划”等问题，导致信息孤岛问题频发，各系统兼容性欠佳，用户感觉使用烦琐，后期运维负担较重。

(二) 数字化技术与教育教学缺乏深度融合

首先，开发教学和学习的数字平台和内容，比如开发数字化教材、数字平台和数字工具^[13]。2012 年，欧洲科学院联盟发布《面向21 世纪的开放科学》宣言，率先要求科研资助机构在出版物、研究数据、软件、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实施开放科学原则，促进欧洲及全球的科学合作^[14]。2018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联手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四所国内顶级院校，共建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科研教育平台^[15]。其次，创新教学法，如基于融媒体资源的辅助式教学，基于工具、软件、平台的互动式教学，基于教学空间变革的混合式学习、证据导向的精准教学与作业改革等。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可以使用各种教学方法和策略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如探究式学习、协作式学习、问题解决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体验式学习、悦趣性游戏化学习等。再次，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一方面不断创新教师培养模式，完善《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多层次开展教师数字化能力培训工作，培养新理念、新环境下的未来教师；另一方面，将数字素养培育融入教书育人的各个环节，将教育的重心和重点从知识、技能和职业准备，转向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性学习。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学校之未来：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教育的新模式》,建议培养四大类新技能和采用四大类新教学模式，以适应未来工业4.0的需要和发展。学校要教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主动学习和高效数字化学习；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尤其是时间管理、精力管理和情绪管理能力；把每一个学生培养成为世界数字公民；使每一个学生具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尤其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16]。最后，教学管理。数字化管理平台和管理系统的应用提高了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通过对学生学习、教师教学、资源应用、平台使用等方面的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建构数字孪生的学校环境，建立有效决策的教育治理机制，实现平台的智能化管理与动态治理^[17]。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人类学习范式的变革从“教学者中心”向“学习者中心”转型，使教学模式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探究，从单一式走向场景式、体验式、沉浸式教学，从而满足学生个性化、多元化、高质量的学习需求。

在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教与学的创新与探索的过程中，教育数字化技术的实践应用存在认知偏差：首先，一些学校或教师过于强调数字化技术或人工智能的工具性，而忽视了其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其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存在较大差距。

(三) 教育评估与监测缺少成熟度评估规范

政府和教育部门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效进行评估和监测，优化评价体系和数据采集标准，促进评价过程与学习过程紧密结合，在学习过程中完成评价，支撑规模化教育和个性化培养有机结合。教育的评价依据从主观经验判断走向客观数据支持，评价方式从总结性评价走向过程性评价，评价手段从人工评价走向智能评价，评价内容从单一评价走向综合评价，包括知识能力、学科素养、知识状态、学习轨迹、知识误区、学习风格、注意力、情趣情感等多个方面^[18]。借助数字技术，通过课前了解学情，课中把握教学进程，课后检测教学目标掌握情况，借助数字化技术构建增值性、过程性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学习评价体系，注重评价结果的深层次应用，并依据评价结果及时优化教学策略，改进教学过程或自动推送相关学习资源，促进学生开展自适应学习。

国内学者将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关键过程域划分为战略规划、教育变革、数据治理、基础设施和发展成效等五个维度^[19]。当教育组织从关注数字化转型转为关注数字化成熟度时，便可以使用数字成熟度评估组织的数字化程度，明确组织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诊断和评估实践过程，通过成熟度等级规划蓝图来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我国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缺少面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化成熟度模型和框架，导致我国相关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没有清晰的路径，限制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步伐^[20]。教育数字化转型既是当前教育改革实践的热点，也是未来教育创新变革的发展趋势。通过分析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能够从以下三个方面提供借鉴和启示：

1.构建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系统架构

教育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教育环境为主要载体，通过构建智能技术融合的生态系统架构，打造联通、开放、敏捷、个性化的新型数字化教育形态，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提供支持与动力^[21]。首先，从顶层设计层面，制定教育数字化战略规划，明确教育数字化的目标、路径、任务和措施。建立教育数字化的标准规范体系，形成教育数字化的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运行、监督机制。加强对教育资源的整合和管理，建立数字化教育资源库，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其次，从基础设施层面，加快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育网络的覆盖、质量、安全和智能水平，建设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全社会优质教育资源，为教育数字化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加强对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管理，建立完善的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管理制度，保障师生的个人信息安全。最后，从生态建设层面，加强教育数字化的国际交流合作，分享中国经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参与国际教育数字化的规则制定和标准建设，提升我国教育数字化的国际影响力，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教育数字化发展新生态。

2.探索数字化转型实践中教育的变革与创新，推动数字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深入探索教育数字化的应用模式和实践路径，推动数字技术在教育教学、教育管理、教育评价、教育服务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实现教育教学场景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变革、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促进教育公平，支持终身学习，培养适应数字时代的创新人才。纠正对数字化技术的认知偏差，加强对数字化技术的培训，提高师生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师生对数字化技术的认知和理解，理性看待数字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作用和影响。注重数字化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制订符合教育教学实际需求的数字化技术应用方案；注重数字化技术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如人工智能、云技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MOOC等，同时以教学案例为载体，让师生在实际操作中掌握数字化技术^[22]。高校需要培育同时具备数据理念和高校管理能力的新型组织者和领导者，即首席数据官，推进高校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目标。

3.研发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规范和模型，优化教育评估与监测方式

借鉴国际上已有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规范和模型，结合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合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熟度评估框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和优化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规范的有效性、可行性和适用性，形成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规范的标准文本；通过广泛的宣传和推广，提高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规范的认知度和影响力，促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规范的应用和普及，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规划、实施、监督和改进提供参考和支持；通过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健全学生评价综合指标体系，实现教育评估监测的智能化、精准化、多元化和实时化；通过基于数据分析证据的差异化和适应性教学，提供对教育数据的全过程采集和教育结果的适时反馈，确保学生的学习效果。

五、结语

教育数字化转型能够加快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实现教育生态的重塑，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教育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教学时空的延展，打破传统的教学场所和时间的限制，实现线上与线下、同步与异步、校内与校外的融合。教育数字化转型利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创建沉浸式、情景式、体验式的教学环境，激发学习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参与性，监测和反馈学习者的在线学习行为，实现教学评价的多维性和精准性，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数字教育已经在逐步重塑世界教育格局，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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